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

【專題序】

　　人是群居動物，天生就能捕捉表情的資訊，才能夠理解同伴的心情，進而協作。

　　當人們看到賴和、周定山的表情，會有什麼想法呢？這兩張表情距離我們好幾十年了，我們還能理解這兩位作家的心情嗎？周定山的表情代表什麼？賴和的表情又說什麼？

　　同樣的表情，在不同人眼裡有各式各樣的解讀，他們是在生氣、暗喜還是憤怒？

　　把這些作家的表情當成鏡子，不只可以知道一個人的經歷，也可以嗅到整個時代的變動。利用拾藏作者的文字，重新帶領讀者進入賴和、周定山所處的時代氛圍，這座島嶼隨著時代躁動，直到現在，跳動的脈搏依然清晰可見。

（藏品／林金泙家屬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挑選這件藏品，是一個誤會。

　　使用臺灣文學館「文物典藏查詢系統」偶然看到它，心裡一驚，以為是賴和（1894-1943）的死亡面具。因為不久前閱讀某篇文章，才看到臺北圓山的臨濟護國禪寺內，藏有日治時期臺灣民政長官後藤新平（1857-1929）臨終時採模的石膏面部遺像。死亡面具盛行於17～19世紀，但在20世紀已逐漸為攝影技術所取代，一般只有少數身分顯赫者的家族會製作。為何賴和遺族要製作死亡面具？又為何臺文館庫房會藏有這種東西？那面具的白、及面具背後的空無，偶然的一瞥，讓我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衝擊，並快速點選下一頁。但幾分鐘後，冷靜一想，若真是死亡面具，那麼它也精確紀錄了賴和臨終時的最後表情肌理。

　　賴和逝世，是在1943年1月31日。兩個月後，楊雲萍（1906-2000）回憶他到帝大附設醫院探病時，原本躺臥的賴和突然起身，按著疼痛的心臟激動地說：「我們正在進行的新文學運動，都是無意義的。」楊急忙安慰道：「不會的，三、五十年後，人們一定會想起我們的。」不數日，賴和即因心臟僧帽瓣閉鎖不全逝世於自宅，享年50歲。一生為新文學運動努力的賴和，為何會在生命將盡之際說出這樣一句消沉的話？對他而言新文學運動的意義是什麼呢？而在其臨終之時，眼中究竟看到了什麼？我懷抱著這些疑問，重新回到方才的頁面。不知何故，那副面具似乎不再那麼讓人感到不安了。望著白色面具上那直挺的鼻樑、微蹙的眉、以及挖空以致不知望向何方的眼廓，我覺得它像賴和，卻又有些微妙的不相似（臨濟護國禪寺內的後藤新平面具，也不太像後藤新平。是採模技術的限制嗎？還是臨終之際的病容所致？）究竟哪裡不相似，我也不太能說得具體。我認識的賴和，又是什麼樣的呢？

賴和離開後的那個夏天，以張文環（1909-1978）為核心的《台灣文學》第3卷第2號刊出「賴和先生追悼特輯」。（藏品／黃得時提供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後來我向臺文館申請入庫房看藏品，方知其實那並不是賴和的死亡面具，而是二十年前文資中心籌備處某員依照片製作，並於退休後捐贈臺文館。雖不是死亡面具，但在必須維持恆溫保護藏品、以至於在盛夏的七月依舊有些寒涼的庫房，仍給我一種死亡的寧靜肅穆之感。白色的面具，平擺在攝影用發光的白色平台上。我彎腰、俯視。挖空的眼廓沒有回應。我歪著脖子看他的側臉。我緩步繞著平台，從各種角度看他。庫房很安靜，沒有人說話。忽然間，我覺得好像進入了一個我遲到許久的歷史現場──那彷彿親人臨終之際，隨侍在側，也像是蓋棺之前，最後的遺容瞻仰。賴和在自宅離開的那天，臺北寒冷，下著細雨。呂赫若（1914-1950）在日記中記下了天氣，但賴和逝世的消息應該還沒傳到他耳中，否則應該會記下才是。幾天前才探病的楊雲萍，也是在賴和走了一段時間後才得知消息。喪家並沒有給每個人發訃聞。但公祭時，據說參加喪禮者有五百人，且沿路有許多彰化民眾路祭，供奉青果、焚香祭拜。賴和臨終之時，想必是帶著極大的遺憾與寂寥的吧。否則他怎會說出他們曾努力的新文學運動都是無意義的洩氣話。但曾受過賴和幫助的臺灣文學家們，又是怎麼看待這位前輩、以及在其呵護下茁壯的新文學運動的呢？賴和離開後的那個夏天，以張文環（1909-1978）為核心的《臺灣文學》第3卷第2號刊出「賴和先生追悼特輯」，楊逵（1906-1985）、朱點人（1903-1951）、楊守愚（1905-1959）都給他寫了文章，編輯部也請張冬芳（1917-1968）將他的〈我的祖父〉及〈高木友枝先生〉翻譯成日文一同刊登。編輯同人在後記寫道：

臺灣文學者的大前輩賴和在二月急逝，祈求冥福，刊出追悼特輯。賴和是醫師。舊來臺灣將醫師定義為金錢的亡靈，但也身為醫生一員的賴和，終其一生，獻身於文化極大。同人全體對其急逝惋惜不已。

賴和有一顆仁心，不求名利，行醫常不跟窮人收錢，並將一生貢獻給新文學運動，作品以強烈的寫實及抵抗精神聞名。但他昂揚的意志，其實在中年後已顯消沉之跡。新詩〈低氣壓的山頂〉（1931）與小說〈一個同志的批信〉（1935），可以看到他歷經1931年大逮捕下臺灣政治社會運動的全面挫敗、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的結成及其後的分裂，心境上的黯淡沉鬱。然而賴和從來都不曾像〈獄中日記〉（1941-1942）那樣赤裸地袒露自己的徬徨、焦躁、軟弱，那樣自覺於死亡的逼近。1941年12月8日，賴和在未被告知事由的狀況下到署拘留。入獄第八日，賴和用鉛筆在粗紙寫下：

我尚想今日是禮拜，早上風冷，窗到近午試為放下上扇，日光射入，神為一爽，午飯後，兩足冷，使受日光照射，且計日影之移過床板的時間，一片約十二分，共有九，在東邊日影西斜，若由上計算，要到三點，竟於二時四十分過，日影移上墻腰，想把時刻記錄起來，由放物箱拿出手帳，看有便箋一枚，初想寫下詳細家務金錢的整理事件，有似遺囑，不禁傷心，乃轉念頭，試為記錄心經一篇，不知有無差錯，不知何日得有對證的機會，心又淒然。

陽光穿越氣窗、射進牢房，失去自由的人，得以暫時享受平等的溫暖；也能藉由日影的移動，重新確認時間流動的實感。然而隨著關押日長、出獄無期，賴和的日記不時瀰漫著死亡的陰影。無論記下什麼，都像遺囑。既是一生的回顧，也是身後事的分配。

（藏品／林金泙家屬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這是賴和第二次入獄了。第一次入獄時他方三十，因為參與臺灣議會期成同盟會，被控違反「治安警察法」，三週後獲不起訴處分出獄。第二次入獄，賴和已近遲暮了。原本只是一個極為平常的傍晚（但在遠方──日本偷襲美國的珍珠港，太平洋戰爭於焉爆發），警官前來謂有話要問，請之到署一趟。賴和匆匆將手上事務結束，便乘自轉車（腳踏車）出門。豈知到署後，只要他等，也許三、五日亦未可知。賴和只得求人通知家裡來牽他的自轉車回去。未被告知事由、也不知州高等課何時要來取調（審訊），不安與焦躁，反覆打磨他原本就纖細多感的神經線。他在夜裡搔癢難耐、頻尿，輾轉難眠；而在天明後「起來頭似帶箇蓋，意昏昏然，想前想後，使我悲觀。」每日，他將穿過牢房鐵柵抵達的破碎訊息轉換為某種徵兆，判斷自己的處境：「午飯後，水野樣來監房存問，要代買雜誌，對其好意，真為感謝，因此又知事屬匪輕，不易有到社會之日。」有時則是在無期拘禁的悲觀之中，強迫自己樂觀：「午後司法主任到監來，我問他許可剪髮，他說許可，我說當寒，他亦說此去寒，待出去纔剪較佳，這句話，又幾分使我安心。在我想像裡，當檢束不會過久。」他讀醫書，卻總思及剛過世的三弟，心中懊悔沒給他更好的醫治；讀心經，則多少能給他一些慰安。當讀心經也無法鎮定其心緒時便寫漢詩，但寫詩有時也只是徒增愁悶：「平仄乃失檢不葉，今日思改正，久思不能成。」入獄第十七日，是官廳封印日（12月24日）。若此日未能出獄，就要等到明年一月五日官廳恢復辦公才有機會了。這是今年出獄的最後一線期待，但賴和終究還是失望了：

我的心真是暗了。幾次眼淚總要奪眶而出，想起二十年前的治警法當時，沒有怎樣萎靡悲觀，是不是年歲的關係，也是因為家事擔負的關係。

不再年輕的賴和，已不若往昔的意氣風發；擔負著家計卻不得出獄行醫，又讓他焦急難耐。但賴和更深層的恐懼，恐怕是被世界遺忘在監獄之中，一個人孤獨死去吧。他既等不到人來給他問罪，也時常等候不到請求家裡差入的書籍或是襯衣，在日記抱怨家人難道以為已他死去。他夢見龍舌蘭開花，疑為惡兆，並發現自己的心臟似有異常。他託池田公醫與李慶牛診斷。但身為醫生，他也給自己聽診。已是1943年元月了。但上一個冬天仍未完全過去。當他以冰冷的聽頭，緊貼胸口乾澀而逐漸失去彈性的肌膚，在不可透視的肉體內部，他聽見了自己的心尖第二音不純，以及隱隱作痛的感慨遺憾：

我的心臟的病，李慶牛先生謂是榮養不給的原因，我自己恐是心實有病變，看看此生已無久，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，真是失望之至。但若得早些釋出，當要檢查詳細纔好，原因只在一兩夜的（初五、初六）完全不眠，到十日第二心尖音只少不純，至十三日已是雜音，進行可謂速，已注了二回射，今晚睡眠看看如何？

這是賴和入獄後第三十九日的日記，也是最後一篇了。因病之故，他必須停筆。但諷刺的是，也托病之福，數日後終於得以出獄。賴和的判斷很準。李慶牛想安慰他，但他知道是心臟問題。出獄一年後，賴和病逝，死因是心臟僧帽瓣閉鎖不全。這份連續記載三十九日的獄中日記，終成賴和生命潦草的絕筆。

（藏品／林金泙家屬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賴和在獄中自覺時日無多，感嘆來不及見到大時代的完成。而新文學運動，也成了他的未竟之夢。其實，在寫下〈一個同志的批信〉的1935年後，他已經悄悄脫離新文學運動的第一線了。雖然李獻章（1914-1999）出版《臺灣民間文學集》（1936）時他也寫序、楊逵脫退臺灣文藝聯盟另創《臺灣新文學》時，他也擔任漢文編輯，但賴和自己的作品畢竟是少了。〈一個同志的批信〉後只斷斷續續寫著漢詩，抒情言志，直到生命的終點。以漢文寫小說的無政府主義者王詩琅（1908-1984）即時發現了賴和的頹喪。他在〈賴懶雲論──臺灣文壇人物論（四）〉（1936）寫道，賴和的近作缺乏以往的強韌，創作的火花也顯得抑弱了。「如果筆者的這個觀察沒有錯誤，這是做為一個作家的危機」。王詩琅也發現，整個臺灣文學生態似乎也漸漸改變：

近年來，本島人在文學方面，日文方興未艾，佳作多如潮湧；相反的，漢文與其說不興盛，還不如說日漸衰微。他的作品不但沒有像過去那麼多產，在前述的近作〈一個同志的批信〉中，還看得出萎靡散漫的樣貌。
依照年代閱讀他的所有作品，見到每一篇作品的發展軌跡，我反而對今後的他有比較多期待。某人說：「三十歲以後開始寫小說，到四十歲才寫得出真正的小說」，我就想對他有這樣的期許。

三○年代中期，年輕的日語世代作家正式崛起。楊逵、呂赫若、張文環、翁鬧（1910-1940）、以及後來的龍瑛宗（1911-1999）陸續在東京中央文壇獲獎；東京臺灣藝術研究會、臺灣文藝聯盟東京支部、風車詩社、鹽分地帶等，也高舉各自的文學主張，活躍於島內外。但日語世代的崛起，或漢文的日漸衰微，與賴和的心態上的消沉應是兩回事。他仍守護著新文學，自己卻不太寫了，作品也顯露了倦意。

　　王詩琅的〈賴懶雲論〉，對賴和的思想、文學特質與地位有極精準的評析。他感念賴和，卻也疼惜著他，想給消沉的他一點激勵。王詩琅是第一位將賴和稱為「臺灣新文學之父／母」的人：「臺灣的新文學能有今日之隆盛，賴懶雲的貢獻很大。說他是培育了臺灣新文學的父親或母親，恐怕更為恰當。」無論在新文化或新文學運動中，賴和並不是革命型、運動型的人物。與其以激烈的言論發起文學論戰、或涉足政治社會運動，他始終默默地進行新文學的實踐，並在擔任《臺灣民報》文藝欄編輯時，給予同輩後進許多的提攜幫助。他自己的文學也是這樣的：不以立場之基進、或故事之曲折精采取勝，而是擅於方方面面的分析思考辯證，內斂紮實，且多所內省。他有著宛若手術刀般銳利的科學之眼，卻同時擁有一顆柔軟、溫厚的詩人之心。他知道社會必須改變，卻從不以知識精英自居，將庶民大眾視為有待啟蒙的愚昧落後者。他的文學自漢詩始，卻也願意摸索不被看好的新文學的道路，進行白話文及臺灣話文的實驗。總督府醫學校畢業的他無疑是懂日文的，卻終生以漢文創作。因為他清楚知道，他的文學是要寫給誰看的。他穿臺灣衫，說是為了便利。他樂於助人，但不會強迫他人接受好意、或給人精神負擔。他不喜歡虛矯浮誇的派頭，拍照時經常站在後排左二或是右三的位置。在人群中他並不特別顯眼。但他也不需要顯眼。他是開拓者，但不是前無古人、後無來者的悲劇英雄。他心有不甘。但他幫助過的晚輩，如今也接下了他的棒子，繼續為臺灣的文學文化、乃至民族的解放而努力──儘管隨著戰爭迫近，自由的空間是越來越小了。賴和漸漸淡出新文學運動，卻沒有真正離去。因為在某種意義上，他一直都在。

（藏品／林金泙家屬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楊逵說，1920年代末在彰化待了一陣子，常去賴和家玩。賴和的客廳有一張長方形大桌子，總擺著好幾種報紙。「不管先生在不在，我們都是自己進去，自己看報，自行討論，自行離去。」賴和有時出診不在。在的時候，總是在幫人看病：

當時先生不招呼我們，而我們也很高興他不招呼我們。 不過，有空時，先生還是會進來這個客廳加入我們。飄然而來，飄然而去。我們不怎麼理會他，而他好像也不怎麼理會我們。
就像一家人在家裡碰面時沒什麼感覺那樣。

但是楊逵說，身體不舒服時，一解開衣服，賴和的聽診器就來了。開了藥也不收錢。

　　賴和飄然而來，飄然而去。在與不在都沒關係。反正客廳已擺了書報，大家當自己的家，別太在意。他是用這樣的方式守護臺灣新文學的。這是賴和的溫柔，也是浪漫。當然他也心急，因為無法親眼見證大時代的完成；不能夠肯定，此生投入臺灣新文學運動是否真有意義、抑或只能是徒然的夢。於是他憂慮、不安，在獄中與病榻上說了洩氣的話。但沒關係。我們都記得。我們都在。

　　臺灣文學還要繼續寫下去。

★作家小傳

賴和（1894－1943），本名賴癸河，一名賴河，出生彰化，筆名有懶雲、甫三、安都生、灰、走街先……等。賴和在「新舊文學論戰」中，是主張新文學的健將，並積極投入臺灣新文學創作，其作品洋溢著民族情感與人道主義，而被譽為「臺灣新文學之父」。賴和的一生橫跨日本殖民臺灣50年。

賴和幼年習漢文，舊文學根柢深厚，16歲考進總督府醫學校，1917年六月在彰化建立「賴和醫院」。1918年二月前往廈門，在鼓浪嶼租界的博愛醫院中任職時，感受到中國五四新文學運動對於文化、社會的影響力，而積極投入臺灣文化、臺灣新文學的推動及關注。

因積極參與社會團體並擔任要職，賴和二次入獄，1941年12月8月，珍珠港事變當天，第2次被捕入獄，約50日，在獄中以草紙撰述〈獄中日記〉，反映了 殖民地下被統治者無可奈何的沈重心情，後因病重出獄。1943年1月31日逝世，享年50。

★延伸閱讀

• 【那一年的這一天】1943.1.31 臺灣民族詩人賴和逝世

★觀測員簡介

陳允元　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，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。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。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。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、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、金鼎獎等。著有詩集《孔雀獸》（2011）、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臺灣文學故事》（2018，合著）。合編有《日曜日式散步者：風車詩社及其時代》（2016）、《文豪曾經來過：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臺灣》（2020）、《共時的星叢：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》（2020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