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

（藏品／詹元雄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【我們為什麼挑選這個藏品】

　　當說真話、說出夢想都變成一種恐懼，人要怎麼活下去？

在候診室的牆壁上，有一黑板，外公總是「每日一詩」……當時外公每天坐在會客室門口的沙發上，時而聽廣播，時而吟詩，生活愜意、平靜。 （節錄自陳慧慈，〈我的避風港〉，《詹作舟全集（二）研究篇》）

　　在戰後，作為漢詩創作者的詹作舟晚年的平靜和愜意並不輕易，生活能不能平靜端看手中的那支筆有沒有符合國家的期待。即使恐懼經驗已然遠離，詹作舟的家人仍然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穿上棉襖，不要讓詹作舟看到象徵外省人的棉襖，避免勾起詹作舟在白色恐怖之下的拘捕記憶。

　　如同楊守愚，在戰後初期寫完一篇批評政府的新詩，從此不再有任何新文學創作，更不跟孩子提起自己曾經參與社會改革的過去與文學創作。

　　楊守愚寫給詹作舟的這封信，看見楊守愚如何在那樣的年代繼續生活，並看見在白色恐怖下，漢詩作為創作與社交的環節如何慰藉。

（藏品／詹元雄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幸而祖國勝利，臺灣光復，久被禁絕之國文得以發揚光大，久被桎梏之同胞得以解放自由……此不能不令人感激而流涕者。[1]

　　楊守愚以本名「楊松茂」發表文章〈自傳〉，從中表露了他對國民黨政府來到的欣喜，更表明他亟欲復振因日本殖民下趨弱的漢文學命脈。他接受彰化工業學校（今國立彰化師範大學附屬高級工業職業學校）的聘任，告別傳統塾師穿著長袍馬褂授業的身形，套上西裝，以新式教師的身分站上講台。

　　在彰工任教期間，楊守愚以「國史」為題，在彰工的筆記簿上重新學習中國歷史，並在筆記的末頁，寫下「歷史教學法」的五種方法以及三段教授法，這些教學與教授的最終目的都是為了讓學生學以致用。

　　所有的學習，都為了應用到社會；所有的教學，都為了回饋社會。

　　這是一場在教室裡發生的社會運動，與他撰寫新詩與小說關懷農民苦難，將文學視作一場熱烈展開的運動沒有不同。

　　相比於中日戰爭如火如荼之際，楊守愚失去私塾教師工作與發表園地，在「應社」創立之際，寫下「相對陌生寥落感」，表露了無處著力的黯然。其同社詩友更寫出這樣的黯然下的縱情，「詩酒風流且為樂，況當時世亂如麻。」

　　可以說，1945年，對許多臺灣知識分子而言，是敲響實踐理想鐘聲的年份。

　　然而，青天白日向東方上升，熠熠生輝，輝光底下卻沒有庇蔭。

　　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天災乾旱、肥料無法進口、徵召青壯年上前線戰場等等不利條件，造成臺灣的糧食漸漸出現匱乏情形，米價、物價逐漸攀升，飢荒問題湧現。面對這樣的局勢，戰後接管臺灣的國民黨政府沒有妥善處理臺灣米荒的問題，不僅未能解決肥料匱乏的問題，更以軍需為理由實施「田賦征實」的政策，向臺灣人民徵收米糧；政府頒訂的農業相關辦法，也沒有有效抑制米價問題，米價仍然高居不下，民間商人屯糧，甚有官商勾結走私米糧至大陸。

　　種種因素造成戰後臺灣米荒更加嚴重，各地出現民眾持槍械攻擊商人糧倉，亦有民眾向官府請願。因米荒發生的各種情形，持續佔領報紙，其中《臺灣新生報》上更出現諷刺米荒的插圖：在一缽盛滿米飯、刻上「福」字的餐碗旁，一位臺灣民眾手持筷子，踮起腳尖，仍然無法碰到碗裡的一粒飯。

　　無米的不幸，是人民的日常，也是政權失能的標幟。

（藏品／詹元雄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面對如此困境，長年在永靖執業開設「生春醫院」的詹作舟，以醫涯與詩筆見證了政府戰後在農業治理上的失能。1947年，詹作舟寫下在〈驗屍感賦〉此一漢詩，在詩中，詹作舟提到他某日收到驗屍請求，所驗屍體是一名正值青壯年的瘦弱男人。檢驗屍身之後，他發現該名男性的死因為「自殺」，但是，令他感到困惑的是，正因為男人年紀尚輕仍是大有可為的年紀，這樣的男人為何走上絕路？他詢問了相關人士，才明白男人的身體與故事正是政府失能下的結果：「耕無有其田，食無以為餐。待哺女兒輩，日夜哭飢寒。況已兼病瘧，心力耗將殫。」對從事農職的男人而言，唯有一死，才能從困局中解脫。然而，這一切的種種源頭，正是來是政府的治理無方──「光復已經年，治績無可觀。物價日飛漲，民生度日難。」

　　在楊守愚看來，農民的水深火熱沒有因政權的變換而有所改變，強烈的背叛感取代光復的喜悅，他出手寫下〈同樣是一個太陽〉，並於1948年10月發表在由楊逵擔任主編的《臺灣文學叢刊》第1輯裡：

眼看那自己血汗栽培的秧苗 無法生長，
眼看拚自己氣力耕鋤的田地
漸見裂縫，
詛咒！他們詛咒！
詛咒給光明與人們的太陽。（節錄）

楊守愚發表完後的隔月，從此放下改革社會的健筆，不再批評時政。他從彰工下課後，每逢下午五、六點便走入漢詩友王友芬家中，和詩友們品茗談話。他從沒在他的孩子面前提起他的改革理念與從事運動的風雨，他的孩子只記得他是一個嚴謹而少話的父親。

1949年5月20日，國民黨政府與警備司令總部頒定「臺灣省戒嚴令」，臺灣實施戒嚴。二二八屠殺的恐懼尚未從臺灣人民心中退去，肅殺的時局緊接而來，在那之中與延續，文學與文化人小心行事。詹作舟常去的員林詩社「興賢詩社」，其社長黃溥造也敏銳察覺到時勢，僅有一次以「光復酒家」為題徵詩，唯恐觸怒當局者。

　　詹作舟則持續書寫，徵詩也寫，不徵詩照寫，他寫農村的痛苦，寫為政者與官的瀆職與腐敗，又寫臺灣選舉的亂象，沒停下描繪政府失控的景象。直到1950年6月，官方以匪諜籌組「興漢同盟會」一案，緝捕林荊南、吳慶堂、許燕汀等人，詹作舟同樣遭到拘捕。

　　詹作舟輾轉臺中、新竹刑務所之際，詹作舟的家人心急如焚，四處拜訪有力人士協助營救，而這些給予建言的人們第一時間想到──「詹作舟的稿子」。

　　詹作舟的稿子太危險了，裏頭有批評當局者的內容，必須趕緊把稿子收拾掉。

　　詹作舟的家人把稿子藏在家中天花板，任情治人員搜查家裡也無處可尋。在無罪證坐實與眾人營救之下，詹作舟平安返家。

　　此後，詹作舟寫得小心，發表的詩稿也多是避過觸怒當局者的文字。

　　文字使用得當的審判權交在為政者手裡，唯有自我審查符合國家凝視才是活路。

　　在這樣的情況下，漢詩還能慰藉、闡發性情，詩人故友也尚在。

　　事件的幾年後，以社長王友芬、發行人洪寶昆、主編林荊南的編制下，漢詩刊《詩文之友》誕生，成了中南部一帶詩人們的發表中心，也是楊守愚與詹作舟發表的園地。

　　久未有新社員入社的應社，也邀請了詹作舟與其兄弟友梅入社。遠在永靖詹作舟特地前往彰化參加首次的應社聚會，聚會裡，社友們彼此謙讓，煮茶論情。其中，詹作舟也與楊守愚互相唱和，這不是他們第一次見面，但是，在彼此照應之間，仍然吐露相見相識的喜悅：

的是重新續舊盟，既隨驥尾慰平生。
問年愧我居年長，論學宜君作學兄。
且喜吟軀同健在，竊私肝膽互相傾。
牢騷錯把機雲比，遂使汗顏一縱橫。

過去未曾緊密相依的關係，在此刻肅殺與不安的時局裡，凝聚起來，是慰藉也是喜悅──詩社的共聚更能確認彼此在亂局中的存在與平安。

（藏品／詹元雄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楊守愚的一帖信，寫著：

作舟兄： 應社秋季例會，已決定中秋後一日（星期六）舉行，十七日（星期日）以詩文之友社為主辦，並將開催詩會，屆時，請吾兄歸彰。是望。 弟　守愚拜上

所有的社會改革理想與夢已經沉默，唯有在即將死去的那刻，以母語輕輕吐露：「社會主義萬歲！」

[1] 楊松茂，〈自傳〉，《臺灣省訓練團團刊》第2卷第12期，1947年1月。

★作家小傳

楊守愚（1905～1959），本名楊松茂，另有筆名靜香軒主人、藝香主人、赤崁生、瘦鶴、村老、睦生、曙人、洋、翔、慕、Y生、Y、攝影手、街頭寫真師等。在日治時期，他的文學創作主要集中在古典詩文與小說、新詩，並與其本人的社會主義思想密切相關，特別是小說，大多以同情的方式描寫農工無產失業者與弱勢女性，並極力撻伐地主、日本警察等有勢者仗勢欺人的作為。戰後，古典詩為其創作主力，幾乎沒有新文學作品問世。

詹作舟（1891～1980），號「潛園」，在永靖執業，在當地被人頌作「詩醫」。曾參與「興賢吟社」的創建，並於戰後加入「應社」。其漢詩文易讀，作品有濟世救民的理想、隱遁避世的期待等主題，部分詩作涉及戰後民生凋敝跟政權腐敗等議題，並有詩作寫下其於1950年因「興漢同盟」一案遭受逮捕的恐懼記憶與回憶。

★延伸閱讀

 楊守愚生平及作品年表

★參考資料

張瑞和主編，《詹作舟全集（一）～（六）》（彰化：詹作舟全集出版委員會，2001年）
張瑞和，《維繫傳統文化命脈：員林興賢書院與吟社》（臺中：晨星文化，2009年）
許俊雅主編，《臺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81‧楊守愚》（臺南：國立臺灣文學館，2016年）
蘇瑤崇，〈戰後臺灣米荒問題新探（1945-1946）〉，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》第86期（2014年）。
汪苑霆，〈詹作舟漢詩題材類型研究〉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國文系碩士論文，2014年）

★觀測員簡介

郭汶伶　新北永和人，一半閩南，一半大陳血統。臺大臺文碩士班就讀中（好想把論文寫完畢業…），碩士論文寫的是女作家筆下的政治暴力創傷敘事。這曾經是我想要做、後來沒完成的題目，能用這種形式寫完，誠惶誠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