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灣文學虛擬博物館

【我們為什麼選這件藏品】

　　在臺文館諸多珍貴的藏品中，這張照片其實不甚起眼。就形式論，其構圖、畫質都稱不上好，大概就是用傻瓜相機隨手做紀錄的水準。就文史價值而言，也不是在什麼重要的文學場合或歷史現場拍的。唯一的亮點，是站在台上講話的那人是黃得時。但如果你不認識黃得時，這張再平凡不過的照片，就沒什麼好說的了。可是，就是因為太平凡了，看著這張攝於1981年的照片，我不禁想：坐在底下聽講的年輕的大學生們，知道台上的這位阿伯是誰嗎？我猜不知道。就算是現在的大學生，不給他關鍵字去Google，大概也還是不知道。

　　不過，如果拿這張照片去問臺文系所的人，萬一他剛好是批踢踢鄉民，也許他會這樣回答你：「哇靠，台上的那個人是臺灣文學界的上古神獸！」

　　但如果你不認識他，就算上古神獸來到眼前，你也只當他是路邊平凡的阿伯而已。

當黃得時起心動念想寫文學史，釐清「臺灣文學史」的主體及對象範圍，就成為他不得迴避的課題了。 （藏品／黃得時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「臺灣文學史」五個字，儘管聽起來直截了當、霸氣十足，處理起來卻異常困難。島田在命名上的字斟句酌，未必就能完全說是帝國的傲慢；而是臺灣作為一個移民島嶼，其多民族、多文學系統的交會與交錯，本身就不好處理。他想了半天，才勉強使用了拗口的「在臺灣的文學史」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儘管島田將臺灣的文學視為日本文學在外地的延伸，但畢竟他沒有以「大和民族」作為入史資格，而是以「日本語」作為前提。這似乎為本島人的日本語世代預留了文學史位置。不過，他顯然認為現階段的本島人文學還不夠水準，連一個名字都沒有提起。

　　當黃得時起心動念想寫文學史，釐清「臺灣文學史」的主體及對象範圍，就成為他不得迴避的課題了。作為臺北帝大文學士的他，不愧是一方學霸，膽大心細地列出了五種必須討論的類型。只不過它們並非個個等值，而是依與臺灣關係的遠近親疏，構成一個有等差的同心圓：

臺灣文學史應該予以處理的範圍，以生於臺灣、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的情形，以及生於臺灣之外、在臺灣定居、在臺灣進行文學活動的情形為主；短暫逗留及其他情形，只限於有必要時才採用的程度。領臺以後，只把內地人在臺灣的文學活動當成文學史的對象，這類見解稍微失之狹隘，我們不擬採用。因為我們相信，既然要撰寫臺灣文學史，只要那文學活動在臺灣進行，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國人，至少都應相等的列入文學史的範圍內，這樣才是正確的。

意識到臺灣的移民性格的黃得時，同樣沒有以「民族」作為入史資格，而是以與臺灣的關係──或者吳叡人所說的「土著化」為主要依據。他不問作家從哪裡來、出身什麼民族，而是看重一位作家是否能夠「穩穩地立足於臺灣這個大地，寫好的作品，並且因而建設一個文壇」。當然，短暫滯臺後又離開（例如在島田文學史中極為重要的佐藤春夫）、生於臺灣但文學活動在臺灣之外（例如劉吶鷗）、或是寫了臺灣相關作品但跟臺灣不太有實質關係的作家，也可納入討論，但不會成為主角。黃得時的「臺灣文學史」不是排除性的，而毋寧是一種加法的、進行式的文學史建構。他意識著臺灣受到中國與日本文學的深刻影響，有著混居的多元民族。但這並不妨礙臺灣作為文學史主體。臺灣文學不僅有其獨自的特性，也有其自主的意願與追求。

　　黃得時的這一部文學史，終究沒有真正寫完。皇民化運動臻於高潮的1940年代，他自新文學運動的「晚近」寫起，再回頭從鄭氏以降的古典文學寫下，但止步於康熙雍正乾隆時期；戰後1950年代撰寫的〈臺灣新文學運動概說〉，儘管甚為詳盡，但預告即將刊出的戰爭期部分，也始終未見發表。文學史沒寫完，從後設的角度來看，其實是沒什麼關係的。出版《臺灣新文學運動簡史》（1977）的陳少廷（1932-2012）、完成《臺灣文學史綱》（1987）的葉石濤（1925-2008）、或是更年輕一代的彭瑞金（1947-）、陳芳明（1947-）等，都繼承並發揚了他青壯年時期的文學史志業。但年漸老邁的黃得時也沒有閒著。1970年代，他開始撰寫日治時期臺灣新文學相關的文章發表於報刊，並呼籲著手整理翻譯出版戰前的史料。因為唯有如此，文學史的敘述才能跟實際的作品互相配合，「對於光復前的臺灣文學，纔能夠得到更深刻的理解和更正確的認識。」目前所見許多文獻復刻的原本，據說來自黃得時提供的收藏。

日治時期，他們的政治光譜、以及對新文學運動的想法都不太一樣，有些還在論戰中站在對立的兩端，辯論得不可開交。 （藏品／黃得時捐贈，圖／國立臺灣文學館）

　　此外，黃得時也開始參加座談會，現身說法，分享往日的回憶。在這些座談會上，他也遇見當年也曾和他同樣年輕、一起為建設臺灣文壇而努力的文學家們。1978年秋，鄉土文學論戰的尾聲，時任《聯合報》副刊主編的?弦（1932-）委請臺籍青年黃武忠（1950-2005）在臺北籌辦了一場「光復前的臺灣文學」座談會。到場的作家，有王詩琅（1908-1984）、杜聰明（1893-1986）、郭秋生（1904-1980）、郭水潭（1907-1995）、楊雲萍（1906-2000）、楊逵（1906-1985）、廖漢臣（1912-1980）、劉捷（1911-2004）、龍瑛宗（1908-1999），當然還有黃得時。不克出席的巫永福（1913-2008）與葉石濤，也寄來了書面意見作為參與。在日治時期，他們的政治光譜、以及對新文學運動的想法都不太一樣，有些還在論戰中站在對立的兩端，你來我往，辯論得不可開交。他們大概沒想過，歷經了日本時代、以及終戰之後那麼多漫長而又漫長的日子，還有機會一群人這樣再次相見暢談。他們從全臺各地趕來，一如44年前，他們也曾搭乘比現在更慢的火車趕赴臺中小西湖咖啡廳參加的那場「全島文藝大會」。只不過，現在他們都已是頭髮花白、拄著拐杖的老人了。

　　兩年後，聯副的?弦再次邀請這群「臺灣文藝聯盟」的OB（Old Boy）成員在淡水的紅毛城聚會。但這次能夠出席的人，比上回少了一些。聚會上?弦提議，舊有資料的蒐集整理固然重要，但更重要的是讓這些長時間沉默的作家重新創作。翌年，聯副向這些OB成員邀稿，出版了一冊黃綠色書皮、名為《寶刀集》的小書，取其「寶刀不老」之意。集子收錄十三篇文章，包括黃得時、楊逵、葉石濤、楊熾昌（1908-1994）、劉捷的文壇回顧，龍瑛宗、王詩琅、林芳年（1914-1989）的小說，巫永福、王昶雄（1916-2000）、陳火泉（1908-1999）的散文，還有郭水潭及吳坤煌（1909-1989）的詩。其中許多篇章，是這些日語世代作家在戰後的第一篇中文作品。《寶刀集》出版的這一年，也正是照片中黃得時在淡江文學週演講的1981年。

　　黃得時站在台上，雙手拄著木製講桌，望著眼前這些年輕的大學生。

　　儘管與講題無關，他卻分神想起了去年在紅毛城見過面的幾位朋友，以及不久前剛寄到他的研究室的那冊黃綠色皮的小書。

　　年逾古稀，寫文學史是有些力不從心了。不過，他家裡收藏的一落落史料，都拿去給出版社整理復刻了。且他還能講。他的朋友巫永福說：「老人要講古，是權利也是義務。因為文化是一代一代傳承的。吃老不是白吃的！」

　　他期許自己能常保健康。

　　如此，當《臺灣文學史》終於完成的那一刻，他才能夠躬逢其盛。

★作家小傳

黃得時（1909-1999）今新北市樹林區人，活躍於北台文學場域，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，後轉入台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科。其博學強記，一生獻身報刊編輯與學術研究，不僅在書寫體例上跨越新舊文類，在書寫語言上亦悠遊於漢文與日文，觸角多面，長於創作和研究，寫作面向包含漢詩與雜文、改編兒童文學，亦從事中國文化、台灣文學、鄉土民俗、日本漢學、中日文學文化交流之翻譯、文獻整理和研究，也是自戰前到戰後皆投注在臺灣文學史論述的學者，奠定其在台灣文學領域的特殊地位。

★觀測員簡介

陳允元　國立臺灣大學臺灣文學所碩士，國立政治大學臺灣文學所博士。現為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。曾任臺灣師範大學臺灣語文學系兼任助理教授。學術關鍵字為殖民地時期臺灣文學與現代主義。曾獲林榮三文學獎散文首獎、臺北書展年度編輯大獎、金鼎獎等。著有詩集《孔雀獸》（2011）、《百年降生：1900-2000臺灣文學故事》（2018，合著）。合編有《日曜日式散步者：風車詩社及其時代》（2016）、《文豪曾經來過：佐藤春夫與百年前的臺灣》（2020）、《共時的星叢：風車詩社與新精神的跨界域流動》（2020）。